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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:不明觉厉与明而觉厉齐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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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:不明觉厉与明而觉厉齐飞

文|于永军提起杜甫,内心里不禁涌动着一种为文的敬仰。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杜甫一生写过一千四百五十余首诗,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其诗歌被称为“诗史”,其名号被尊为“诗圣”。而笔者尤感亮眼的是,杜甫青壮年时曾两次游历山东,写过八首带有山东色彩的诗作,其中《望岳》诗中的“岱宗夫如何,齐鲁青未了”、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中的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,分别成了省城《齐鲁晚报》的“青未了”副刊、《济南时报》的“海右”副刊名号,既见文化底蕴深厚又具鲜明的地标特色。故杜甫至于笔者,专享的是“诗圣”的崇拜,文人的崇拜。尽管他在唐肃宗年间曾官左拾遗,后入蜀做过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,后世称其为“杜拾遗”“杜工部”,但与其煌煌诗作相比,他在官场上的那点事儿,一直被忽略不计了。然而,当孙小潭、孙锡刚父女的新书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映入眼帘时,却令笔者眼前一亮。长期阅读写作的实践,让我生发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赞词:“不明觉厉”。因为此书既颠覆了烙印于我心的杜甫元素符号,也突破了杜诗作为显学研究的传统通常模式,如同鲁迅先生那句名言:“孔雀开屏固然美丽,但却把屁眼给露出来了”,见常人之未见、成常人之未成。这无疑是一种研究的功力,一个慧眼独具和与众不同。亦即是说,仅就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这个书名,便有一种抓人眼球、诱人想读的感觉。当我带着新奇与惊喜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30多万字的新书时,一种“明而觉厉”的享受又横空而出。这本书是在孙小潭硕士论文《杜甫的以“病”入诗》的基础上充实完成的,书中所引用的材料,不管是杜甫的生活及其诗歌,还是相关的药物药理、病名病理等等,都在坦陈与刻绘中游刃有余,在对杜甫自我把脉式的诗作解析中浑然天成,展现了文化美感与康健雅正气息的追求,告诉了读者一个不一样的杜甫:他既是一位病者,也是一位医者;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圣,又是一位胸怀天下的仁人。从而使杜甫这个历史人物,形象更丰满,印记更深刻。这无疑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看点,一个文化贡献。人的生命状态是不断起伏和挪移的,大地之上,人间所在,一个人的行走是一种见证,也是类比,同时更是自我的一种觉悟与递进,从中可以看到个人命运轨迹,以及内心的微风涟漪。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以杜甫疾病为研究对象,对杜甫的命运轨迹,以品诗读病的方式作了丝丝入扣的解析,把杜甫作品中所提到的带“病”字的诗句,还有描述病况的诗句,共二百多首,以时间为序、以杜甫所患的疾病种类为主体,分类别阶段剖析其病因、病程以及对其生活、诗歌创作乃至诗歌风格的影响,用“杜甫有病”的视角打量,籍借医学原理的帮助,挖掘杜甫的病身,探寻杜甫疾病的文化、思想根源,从杜诗那抓一把就能攥出文化液汁的描述里,得出杜甫大致经历了早年微恙、中年初病、数疾并发、晚年病笃四个阶段的结论,又以其诗文及有关史料佐证之,所谓“诗病互证”,爬罗剔决出共振于历史与现代的真实,觅寻到杜诗现实写真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,在人文与医学的融汇中,构建杜甫历时与共时交织的疾病世界,试图领略唐人因“安史之乱”而扯碎了的梦中惊魂,并从中觅索一方爱国主义精神的守望之地,以期实现跨越时空的以文醒人、以文化人。这种文、医跨界思维的尝试,无疑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。人在很多时候散发的气息是相通的,尤其是文人。可以说从老庄孔孟之后,中国的文人都是有终极理想追求的,尽管他们各个时期表现和隐显不同,但触及灵魂、深入人心在本质上是一贯的。正是把握了这一文人特性,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紧紧抓住杜甫用言病的方式说社会的实质,展拓其忧念国家兴衰的仁人思想,亦即循从杜甫不是为写病而写病,而是以病作“隐喻”的研究原则,深度掘挖其写病是为了抗争、写病痛时时与家国关联的内心世界。既从杜甫将采药、种药、晒药、制药、卖药等情节入诗中,找出杜甫作为医者的“夔府夜话”;又从他对疾病的研究对治中析出健康向上的期待,表现其作为仁人志士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“长安幽思”,从而把作者的生命牢系在时间这条主线上,将自我身躯与家国形态交织在一起,把个人的痛苦命运与国家灾难联系在一起。比如透视“杜诗常用意象分析”,将杜甫伤时忧国情怀寄寓于瘦马、病马、病橘、枯棕、枯楠、病柏、病鹘等客观物象,形成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群,从这些被损害、被遗弃的生物身上,寄托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,见证了个体的生命与帝国的兴衰。同时,杜甫又将自己“不敢忘祖,不敢违仁”的思想同他身患的各种病症联系起来,注入“有病”的内涵,如《夜》诗以“南菊再逢人卧病”写疾病,又以“北书不至雁无情”写漂泊;《返照》诗以“衰年肺病唯高枕”写疾病,又以“绝塞愁时早闭门”写漂泊。此书写到这一“隐喻”,意在揭橥这样的意涵:杜甫的病诗包含了他真实的生命,也内在着他的道德生命:杜甫自称为“醇儒”,这是一个答案。高僧敲木鱼,名为敲鱼,实为敲人,鞭策世人勤奋;杜甫说病入诗,名为说病,实为醒人,警示社会关注百姓疾苦。这里既剖见了杜甫曾官“拾遗”“工部”,为国家把脉、大医治国的思想境界,也将其“职卑未敢忘国忧”的眼界、胸怀凸显了出来,诠释了一位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诗思与忧国的联系性、一致性。诗文这种体裁,技巧性相对最少,也使其研究更需要打破各种既定禁忌的。因为它是可以大量旁涉、内潜的文体,特别是在杜甫所处的时代,正值大唐由盛转衰之交,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,生长在一个世代“奉儒守官”家庭的他,生活也一天天陷入贫困失望境地,其忧国忧民思想与现实社会民生疾苦、政治动乱所产生的抵牾里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扰和错乱。这一切都为杜诗的现实主义忧思提供了俯拾皆是的色彩与燃料。因此,阅读杜诗进而研究杜甫,会发现杜甫从来不讳言自己身患某病某症,而是往往以第一人称陈述之,并且交待由疾病所带来的饥、渴、衰、老等结果,写“病”所呈现的是医学向人文的跨跃,将“病”入诗是人文向医学的跨跃。那些伴随着杜甫生命二分之一多的各种疾病,诸如肺萎、疟疾、消渴、风疾、湿痹、耳聋、眼疾、偏枯等,既带给了杜甫无限的痛苦和折磨,也给杜诗披上了一层悲剧的面纱,超越了一般生理的治疗书写,借由疾病消弭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,把个人的内心世界投射于病物之中,觅出了一个永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人格:置身茅屋破败、屋漏床湿,想到的却是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(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);客居夔州,面对老病孤愁,吟唱出的却是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(《登高》)时令严冬,面对数九寒天,展望的却是:“岸容待腊将舒柳,山意冲寒欲放梅”,让人们感受到呼之欲出的春天正在姗姗走来。一部优秀的研究读物,就像一个智者,总是牵着读者的手,绕到事物表象的背后,看到事物的肌理。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,用杜甫的思维写杜甫,从杜甫的境界辨识杜甫思想的空灵,使人们对杜甫的人物性格更加丰富、生动,也对其诗文的灵魂有了具象的灵魂。如果说,杜甫的病诗是道德生命涵化下的疾病书写,那么这本书可说是道德显微镜下对其儒化、仁化走向的透析与判断。诗歌是最能张扬性情的一种文体,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敞开,甚至可以进行信马由缰地敞开与翻天覆地式的究根问底,这也是诗文的自由性所在。这个角度上认识《杜甫:诗中的病》,从医学肌理的视角认识和理解病中的杜甫,似乎比诗中的杜甫更难。需要以杜甫书写病痛的诗文为基础,广征博引各类医书,特别是中医典籍,加以条分缕析,这在杜甫研究上显然属于高难度。然而,“唯其艰难,才更显勇毅;唯其笃行,才弥足珍贵。”正是由于难度高,开掘的空间才大;正是因为匮缺借鉴,研究才称谓创新,尤具学术价值。也就是说,这本书的学术意义,不只是完成了解读杜甫诗与把脉杜甫病的有效融合,也实现了古典诗学向医学的跨界,更是对杜甫及其诗歌研究的突破。研究的本质是解析,是坦陈,也是坦陈的幽深与精到;是创新,又是创新之中的规范和有序;是独立,更是独立之后的幅面更开阔的映照。是为明而觉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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